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立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立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广州地区士绅成立了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考研宪政,鼓吹立宪,对广州乃至广东全省的立宪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清政府发出“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后,国内立宪派纷纷活动。广州地区一些热衷于宪政的新派士绅及广东省法政学堂的教习共同发起,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1月6日正式成立了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简称研究社)。社址设在广州西关的文澜书院,社长为举人梁庆桂。初有社员172人,其中有士绅身份者151人,约占90%,包括进士14人,举人54人,贡生29人,生员8人,在籍官吏46人。至1909年7月发展到584人,主要成员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戊戌变法时期走上维新道路的士绅名流,如丘逢甲、梁庆桂等。丘在经历了甲午台湾抗日后,主张仿效日本推行立宪政治;1895年梁曾参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第二类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士绅,尤其是学法政的士绅。杜之 、骆鸿年、骆鸿翔、莫鸿秋等均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被保送到日本学习法政,归国后充任广东法政学堂教习的新派士绅。第三类是一些地位较高的退休官员。可见,研究社是士绅,尤其是上层士绅的政治团体。
  研究社成立时,发布公启说:“以忠君爱国为首务,以研究宪法为宗旨,上以副朝廷求治之盛心,下以养国民自有之能力,广通音问,交换知识,是则本社之微旨也。”由于采取“奉旨立宪”的政治态度,广东当局“照准立案”,成为合法组织。研究社有比较完整的规章,每周集议一次,经常参与议事的有在广州的社员约100多人。
  初期,研究社主要开展以下三方面活动:(一)编辑出版《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期刊(一般为月刊),研考宪法,鼓吹君主立宪与地方自治。期刊主要登载论文和通俗讲义,还配合全国立宪运动的形势,解释清政府颁布的一些有关宪政的章程,介绍各省谘议局的筹划情况,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一些西方代议制政治的知识。(二)联络各府州县地方士绅,宣传宪政。研究社派员分赴城乡各处演说,各地士绅纷纷仿效成立地方自治团体,或请它派员前往指导,或自认为它的支社。到1909年(宣统元年)7月,省内至少有38个自治团体。(三)调查地方情况,为立宪作准备。研究社派员往各州县调查当地的地理、人口、经济、政治、民情风俗等情况,特别注重调查各地的商务和工艺,有的调查报告表还提出振兴地方实业的办法。
  一年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研究社的活动超出了最初规定的范围,开始涉足一些具体的地方兴利除弊事务,包括筹划社会治安、创办实业、兴办广州城内的公益事业等。他们特别注重农业,筹款于1909年设立广州农务总会,梁庆桂任总理,卢乃潼任协理,并随即开办了农业实验场。1911年4月,农务总会建成一所可容纳一百五六十人的农务讲习所,延聘教员上课。但由于不善经营等原因,所办实业失败者多而成功者少。
  在立宪运动中,研究社进行了一些实际的政治活动。1908年领导广东士绅上书请开民选议院,请愿书由副社长杨晟领衔,签名者达1.1万多人。1909年春,两广总督组织谘议局筹办处,聘议绅22名,其中研究社成员约占一半。在咨议局选举中,研究社占有很大优势,议长易学清和副议长丘逢甲、卢乃潼均为研究社的核心成员,议员中也有不少是研究社社员。可以说,研究社基本上控制了咨议局。
  由于士绅是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得特别温和保守,如主动配合地方官“治盗”,与团练总办一起研究整治办法。研究社和咨议局的头面人物易学清、邓华熙等十余人还发函支持袁树勋镇压广州新军起义。
  武昌起义后,不少立宪派开始转向革命,研究社的大部分士绅却没有与时俱进。研究社因在广东独立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无形解散。(胡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