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第三章 广州海洋文明文物撷萃
作者: 刘波
    二、广州海洋文明相关文物撷萃
(一)珠玑《史记》、《汉书》均称当时广州已是珠玑、象犀等南海宝货之凑。所谓珠玑,就是珠饰物,从广州汉墓发现的情况看,珠玑的物质种类有玛瑙、鸡血石、柘榴石、煤精、水晶、硬玉等。如1953广州市游鱼岗汉墓出土的玛瑙、水晶珠等串珠。
    玛瑙、水晶、煤精、鸡血石在古代中国、外国均出产,但广州汉墓出土的部分据考古文物工作者鉴定系来自南海各地区。
    (二)金花泡饰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金花泡饰32枚,素金泡饰13枚,所采用的焊珠工艺(可参1991年《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213—214页),设计、加工十分精细,焊料相当考究。这一工艺在公元前4000年已在两河流域出现,之后流行于古埃及、波斯、印度等地。南越王墓发现者与今巴基斯坦同类器物十分相似,二者的关系值得考察。
    (三)琥珀
    琥珀是一种由树脂石化而成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坚实、重量轻、色泽鲜艳的特点,是制作各种装饰物、串珠、印章的道选材料之一,在汉代琥珀还被认为有辟邪作用。
    琥珀出产于大秦(罗马帝国)、中国西南等地。广州汉墓中有多次出土,考古工作者认为,虽然中国云南石寨山、李家山等地均有琥珀出产,“但云南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汉墓都不见有琥珀出土,所以广州的琥珀串饰不会来自云南”,“这些琥珀饰品的来源亦应与当时海外贸易有关。” 根据历史记载,大秦常以琥用作为通好的礼物或贸易的商品,所以广州发现的琥珀制品,很可能是从海外输入的。
    (四)肉红石髓珠
    在广州游鱼岗3029号汉墓中,出土了一颗人工蚀花的枣核形肉红石髓珠,蚀花系在橙色石质上蚀出白色的平行条纹,与新疆和闻(今于阗)、云南晋宁等地出土的七颗基本一样。在相当于汉代的时期中,中亚各地尤其是贵霜咀叉始罗发现的蚀花珠分布广泛,而据考古文物工作者说,我国发现者与贵霜“几乎完全相同”,因此系“外来之物”。
    (五)犀角
    犀角产于东南亚、南亚、非洲。中国史料很早就有南亚犀角从海路运至的记载。《汉书?平帝传》“元始二年(2)春、黄支国献犀牛”;《汉书?王莽传》“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所谓黄支国即今印度。东汉班固《西都赋》有“西郊则有上林禁苑,其中有黄支之犀”之句,若此句系写实,可知当时宫廷已饲有生犀。犀牛之角即犀角,可以制觥(古代的一种酒器)、衣带,带可以药用(如解毒退热、涂抹伤口等),在汉代又被视为有灵异功能,因而名贵异常。
    在广州西汉早期汉墓中,有陶制犀角模型发现。如1955年在广州东山大元岗梅花村2号墓出土了4枚,陶胎,红黄色,略残,大小相类,约10厘米长;1960年在广州三元里马棚岗1号汉墓出土了15枚,其中9枚为红黄色胎,较软,6枚为青灰色胎,陶质坚硬,形制相若,角夹削平,底部挖空成圆锥形,与角体相应,底径6厘米,长17厘米,同墓出土的又有木胎黑漆扁壶,高34.2厘米,腹部两面皆有彩绘犀牛图案。
    犀角的考古出土,得到了有关学者的重视,目前一般认为广州汉墓出土犀角均系海外贸易的见证。
    (六)象牙
    与犀角不一样的是象牙,因为中国不产犀但产象,岭南一带古代象群出没。只是广州汉墓出土的象牙不是中国出产。
    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了丰富的象牙制品与象牙。如东耳室出土了一件象牙龙首形饰、九件象牙饰片等;东侧室出土了一枚“赵蓝”覆斗纽象牙印;西耳室出土了一件金银扣线刻画填彩象牙厄,尤为珍贵的是西耳室出土了一捆原支象牙,共5枚,成堆叠置在一起,出土时已朽裂,每根长度均超过1.2米,最长达1.26米,均为粗壮型,形态特征、大小比例与现生非洲象较为接近,与现生纤细型象牙的亚洲象有明显区别,所以一般认为这五枚原支象牙是辗转输入的海外舶来品。
    此外陶象牙在广州汉墓也有多处发现,如梅花村2号汉墓,不仅出土了4枚陶犀角,还出土了5枚陶象牙。
    (七)熏炉
    熏炉(陶制或铜制)是广州汉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器物之一。迄今已出土了112件。系当时燃烧香料的用具。
    《广州汉墓》统计出,广州的西汉早期(南越国)墓葬中,约有1/8系有熏炉随葬,因此,“熏炉在广州汉墓中普遍出现,表明那时燃熏的香料早已从海外舶来”。
    广州汉墓出土的熏炉属豆式,盖面镂空的气孔都是几何图形或花蕾形,有异于中原等地汉墓出土的博山式熏炉。在南越文王墓还出土了三件四连体熏炉(详下),并有乳香出土。可见,南越国时期燃熏香料已成为习俗。此外,熏炉在东南亚国家也有发现,如印尼苏门答腊岛发现的一件三脚鼎式陶熏炉,系明器,其底部刻着西汉“初元四年”(前45)的字样。汉以后,广州一地熏香之俗逐渐北传。唐王建《送郑权尚书之南海》有“■设熏炉出,蛮辞咒节开”的诗句。至于西元初的香料,在《史记》、《汉书》中有记载,所谓果布即马来语龙脑香的音译果布婆律(Kapar Barus),后来又译为婆律香,系原产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的物品,当时通过海路运至了“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的“都会”“番禺”(广州)。
    (八)四连体熏炉
    广州西汉南越文王墓西耳室出土了三件。器通商14.7厘米,炉盖、炉身系分别铸出,炉身由大小相若。互不通达的四个小方炉构成,呈“田”字形,将四个小方炉与方座足合铸即成。炉盖呈小金字塔状,顶部各缀有一小环钮。炉盖、炉身有楼空的几何图案形透气孔,炉身表面光滑。
    四连体熏炉系为燃烧不同香料而设计,可以焚烧出单种、两种或多种复合香味,设计巧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西汉初期)从海路运至广州的香料应不仅只有果布(龙脑香)一种。
    (九)玻璃器(指玻璃碗、琉璃珠等)
    自先秦至汉代,我国已能生产玻璃,但这一时期的中国玻璃属铅钡玻璃,质量不如大秦(罗马帝国)生产的钠钙玻璃,所以后者是罗马帝国对东方贸易的主要输出品之一,在汉地异常名贵。当时通过海路来华,因而在广州汉墓屡有出土。
    1954年在广州小北横枝岗1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三件玻璃碗(一件出自墓室北部,二件出自南端),呈深蓝色,半透明,平底,大小相近,形制均为广口(口径10.6厘米,壁厚0.3厘米),略带台足,显系模制成型;碗的内壁光滑,外壁经打磨,呈毛玻璃状,口下磨有一道宽弦纹,并有朱砂染过的痕迹;根据同位素X射线荧光分析鉴定,得知三件玻璃碗均属于钠钙玻璃系统,与中国古代传统的铅钡玻璃系统不同;兼之其形制特征与制作风格,“系地中海南岸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一世纪的产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认为,广州三件玻璃碗与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的蓝绿色玻璃碗“均是罗马产品”在一项对1960年以前广州汉墓出土的琉璃串珠共4232个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一些样品进行了化验,结果琉璃珠中铅、钡成分甚微,甚至没有,与我国古代的琉璃所含成分不同,而与古代西方玻璃成分却相似,无疑是外来品,即从“海上输入的舶来品”。
    从岭南输入的海外舶来璃玻,不仅在汉代中原名贵异常,即使到了唐代仍然一样。《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记载,唐代后期代宗皇帝得到了岭南进贡的“径九寸”
    “琉璃盘”,即奉为“至宝”,可为一例。
    (十)汉代胡俑
    汉朝时传入广州的黑人模样人种,被作为模型制成了各种器物,因此在广州汉墓中出土了不少胡人形象的俑。
    人种学家将地球居民分为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Negroid),简称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在广州口岸2000多年的海外贸易史上,曾有多批黑种人到来,对此明清之际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人语?黑人》中有过考证。这些广州口岸的黑人,在历史上有“瓮人”、“黑奴”、“鬼奴”、“昆仑奴”、“黑人” 等多种称谓。
    就目前所见,广州、顺德、三水等地汉代墓葬中出土了不少胡人形象的俑,基本为陶制,这些陶俑可以分为男俑、女俑二类。男俑主要为座灯的装饰塑像。1955年在广州河南大元岗15号西汉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陶制胡俑座灯。灯高24.7厘米,系灰白色硬陶,灯座为一托灯胡人塑像,该胡人头上束发如椎髻,眼突出,隆鼻,下颌有浓密胡须,张口吐舌,裸体,赤足,遍体划毛,屈膝蹲坐,左手斜托灯盘,右手支于腿上,头向上仰视灯盘。而在广州东山区三育路西段3号东汉墓中,则出土了另一件陶质胡俑座灯,涌高28.5厘米(残),头戴数层缠巾,昂首直颈,深目高鼻,裸体,嘴脸遍体再生毛发密布,两足上曲作箕踞蹲坐状,两手扶膝,男根显目。
    女俑则以待俑为主。1955年广州东郊先烈路3号东汉墓出土女侍胡俑二件,二俑均高颧阔鼻、厚唇,面貌特征异于其他歌舞俑,均为无釉深灰色陶胎俑,大小相若,高约18厘米,一件走像,头缠巾,着短袖衣,裸臂,胸部突出,下作着沙笼裙,右手托盘,置于肩上,盘中盛有食物;另一俑立像,服饰同,头巾已残失,双手前拱。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也收藏有汉代胡俑,木质,据称系早年得自广州汉墓;广东顺德、广西梧州、贵县汉墓中也有胡俑发现。
    对于这些男女俑,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认为“与印度尼西亚各岛的风俗相似”,胡俑的形象“深目高鼻”,是‘原始马来族’,即指印度尼西亚血统较多的人民所具有的一种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广州出土黑奴俑》);也有人认为“是当时向海外所买的奴隶之一种”(黎金语),他们生为奴隶,“主人死后,他们被塑成掌灯的形象送入墓中伴随主人”(黄展岳语)。
    无论怎么说,广州汉代胡俑的出现是当时岭南一地与南海海上交通兴盛的反应。
    汉以后,黑人形象在广州各地考古发现中常有所见。在广东高州良德的唐代墓中,发现有黑人首钢柱形器,器上黑人为圆鼓眼、隆鼻、卷发,显系摹自黑人。
    唐、宋佛书、史志中就有不少黑人来华记载。尤以 “昆仑奴”、“波斯妇”最为常见。宋庄季裕《鸡肋篇》:
    “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 而南汉后主刘鋹“宫婢” 之一的“波斯女”“貌黑腯而光艳,性绝慧巧,得人意”,其容貌、体态全然是黑人。该“波斯女”或许留有后代,吴兰修《南汉金石志?跋》称,广州“元妙观西院功德林,有伪南汉王刘鋹及二子铜像,状豪恶可憎,俗称‘蕃鬼’”。此外,宋人朱彧《萍洲可谈》有“广中富人多畜鬼奴” 的记载;明人丘濬《咏广州》有“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之诗句,均是舶来广州的黑人的写实。
    (十一)波斯银盒
    在距今2000年前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一件来自伊朗的银盒。
    出土具体位置为南越文王棺椁的足箱内。该银盒作圆形,外表作突瓣状,通高12.l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石克,器腹深圆,底微上突,子口合盖。
    器表鎏金,极薄,迥异于汉代铜器上鎏金较厚的造法。值得注意的是,该银盒还依照汉代通行的铜盒造型进行过改造,并刻有几十个汉字铭文,刻铭之下清晰可见刀刮之痕。
    由于该器物迥异于中国传统工艺,而与伊斯古苏撒城(今舒什特尔)出土的刻有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前486-465在位)的银器,风格却完全一致。因此,一般认为这件银盒为波斯银盒,舶来广州。但是黄展岳认为,这件银盒与山东临淄汉初齐王墓器物坑、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三件银、铜盒,造型、纹饰极为相近,故难以解释。
    (十二)波斯银碗
    1984年9月,广东省遂溪县附城区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窑藏物,其中有一件刻有文字的波斯银碗。
    这件波斯银碗通高8厘米,口径最大部分18厘米,圈足径7厘米,表面为十二角,通称十二折银碗。碗表题铭有两种,一为巴拉维字体(The Pahlavi ScriPt),通用于波斯萨珊王朝(Sassan 224—651年);一为阿拉美文字(The Aramaic characters)通用于波斯以东的花剌子模、粟特地区冲中亚)。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件波斯银碗归属于萨珊式银器中的东伊兰组,在萨珊王朝时期不是来自使用巴拉维字体的波斯中央地区,而是来自使用阿拉美文字的东伊兰地区。
    遂溪波斯银碗的发现,是南朝时期岭南与西亚海上交通频繁的见证。
    (十三)外销珐琅的工艺品
    清初,广州画开始采用珐琅工艺,至乾隆时期达到了鼎盛,表现在广州本地烧造釉料,色种也有近20种。所生产的物品,除小部分进贡外,大多外销西洋。传世品中精品不少,现介绍广州一地收藏的数件。
    广州博物馆收藏品有以下二件:铜镀金水法亭式钟、铜镀金嵌珐琅瓶式钟。“广钟” 从清初始制,采纳了西洋自鸣钟的特点又有所创新,深获清廷喜爱。这两件钟均造型精美。前者高113.5厘米,底部一宽45厘米,一宽49厘米,系乾隆年间广州造。亭形座钟,顶部有两层飞檐,四角有龙头装饰,通体鎏金,又有各色珠点缀其间。内部结构亦复杂,每隔一刻钟会自动以乐曲报时一次,乐曲起处,有小人手捧“招财进宝”条幅而出,令人叹为观止;另一件也是乾隆年间广州制造,高80厘米,底部一宽25厘米,一宽32厘米,整体如金色盘座上一花瓶,报时会有“喜报长春” 等四句颂词出现,同时转花装置变换出不同颜色、形状的图案,令人目不暇接。
    广东省民间工艺博物馆(即陈家祠)收藏有以下三件:一对(二件)珐琅锦地人物瓶、一个珐琅花卉香盒。前者高45.5厘米,口径10.5厘米,腹径19.5厘米。以赭色描绘多种色调搭配缠枝花卉锦地。腹部前后开光采用西洋式,绘西洋山水、仕女,再以红、蓝等单色渲染山水,以金线勾勒图案花纹轮廓。底部方形印款写“大清乾隆年制”。珐琅花卉香盒口径9厘米,连盖高8.8厘米,造型精美,着彩丰富。以上三件工艺品是清代前期广州珐琅品的典型产品,也是研究广州珐琅外销工艺品的珍贵实物,价值极高。
    (十四)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沉船上的茶叶
    古代广东外销的茶叶很多,明清以来至广州贩卖茶叶的欧洲商舶也多载中国茶叶往欧洲。
    清雍正十年(1732),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商船首次抵达广州黄埔港,广州与瑞典的海外贸易由此开始。在经营的75年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向远东进行了13O次商贸远航,其中127次是直航广州。据统计资料,1750—1793年间,瑞典商人共从广州运走了292469担茶叶,占瑞典从中国购买茶叶总数的9O%以上。
    “哥德堡” 号商船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主干船只之一 曾三次直航广州。1745年(清乾隆十年)9月12日,满载着中国茶叶、瓷器等货物的“哥德堡” 号回航至哥德堡港内意外沉没。经过打捞,沉船上的茶叶系优质白毫茶,尚青绿颜色,香味仍存。据记载,“哥德堡”号沉船上共有37O吨中国茶叶。20世纪8O—90年代,瑞典历史学者等组成的访问团至中国访问,曾转赠部分沉船上打捞起来的茶叶给广州有关单位,如中山大学历史系。目前,广州博物馆展出有“哥德堡” 号沉船上打捞起来的茶叶。